2010年7月10日 星期六

大陸妹

我必須感謝我表舅的兒子,是他在我第一天到香港給了我這個新的廣東話名字。雖然8歲的我還沒有懂得這名字背後的意思,卻覺得這一個三個字的昵稱挺好聽。那一年媽媽從雲南來上海接我,說要帶我去一個自由的地方,我們終於能夠回到有海的地方。一個新的地域,一個新的開始,一切都是新鮮的。

已經忘了寄人籬下的日子有多艱苦,只記得因為錯過了開學的九月天,而且不懂廣東話的我沒有機會上學。留在表舅家的製衣廠幫忙,出身自洋服店千金的媽媽當起了車衣女工,而我這小黑工其實也沒有幹什麼,好像就是幫忙把燙得筆挺而折好的男裝襯衣裝進透明塑料袋里,封口,貼上商標。小小的工廠裏就只有表舅一家的勞動力。那個叫我大陸妹的表哥很疼我,常常誇我商標貼得好:“大陸妹,真系啦。”這大概是我聽懂的第一句廣東話。

我和媽媽住在工廠不能站直的小閣樓裏,吃飯就去離工廠不遠的表舅家,一家人圍著電視機看著聽不懂的電視劇。就這樣,有一天,偶然間我學著電視廣告說了第一句廣東話:“佐當奴,男人實在夠風度”全家老小捧腹大笑,還讓我再說一遍,再說一遍,我得意洋洋的說了大概十幾二十遍。

劉嘉玲曾經在一次訪問裏說到了自己的童年,說到了帶著鄉音的她一直在人前抬不起頭,看不起自己,所以鄉音是她心裡自卑的泉源。 這樣的遭遇是到了我們離開了表舅的家,和媽媽一起租人家的房間住才體會到的。包租婆的一家不約而同的也叫我“大陸妹”他們言語裏的“大陸妹”卻有點嘲諷的成份。我不知道我和她的孩子們有什麽不同,只知道媽媽上班的日子,他們三個總愛欺負我,學我說話的腔調和語音。爲了不讓他們笑話,我開始變得很沉默媽媽幫我找了一家叫香島的小學,那裡的學生都像我一樣說著不純正的廣東話,而且三年級的課堂裏,堆滿了高頭大馬的孩子,記得有一回,一個女生的白校服沾滿了血,其他同學都笑她,而我其實也不懂到底爲什麽她流血,只是想安慰她。是後來長大了以後才知道,她應該比我大幾歲,因為是新移民,所以十幾歲也被編入了三年級。

媽媽覺得我在這家小學會學不好英文和廣東話,於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,找到了爸爸的老朋友,他是六十年代就從上海來港的鋼琴老師,托上托才幫我進了一家著名的教會小學。第一年上學的日子我很怕同學笑我,所以儘量不說什麽。只是心裡努力的模仿其他人說廣東話。人家說一句,我會在心裡默默的跟著說五次。我知道自己必須和他們說一樣的話,才能掩飾我“大陸妹”的身份。

另一個令人沮喪的事是上學後才發現原來自己什麽都不懂,小學三年級的中文課文,我大概只懂一半,因為另一半是我沒有學過的繁體字。還有就是英文課,那些英文字母是我在國內小學里認識的漢語拼音,但卻不知道原來有26個字母,而且讀音也不一樣。我知道媽媽其實也不懂,每次問她,她都會讓我問包租婆的那些孩子,也就是我當時的仇人,倔強的我也就把疑問吞進肚子裡去。小學三、四年級的英文默書,我好像都沒有及格過。後來不知道是怎麼混著混著,居然慢慢的說起流利的廣東話,小五的英文成績也漸漸開始有所改善。至今我依然感歎小孩子的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,也許就像粗生的野花一般,只要放在一個環境,就會隨著那環境而適應、改變。

那個年代我的小學裏沒有太多大陸新移民的孩子,其他小孩大概也不太知道大陸在那裡。我很少和同學說起我從哪兒來,我家的背景如何。偶爾也就有一兩個調皮的同學會笑我說錯了話,嬉鬧的糾正了我。我心裡倒是蠻不是滋味,恨死了那兩個嬉笑我的同學。

我的中文名字連名帶姓只有兩個字,在那個年代仿佛是一個烙印標誌,每次一報上名來,對方都會問,你是大陸人吧。中學時代很想改名,在後面加個什麽都好,只要是三個字。跟爸媽說了我的要求,爸媽說等我18歲換身份證時再自己決定好了。後來這事隨著我出外留學,也不了了知了。是到了黎明、王菲出名以後,才知道原來香港社會裏有這麼一群和我一樣成長的“大陸”仔/妹,也許他們也曾經嘗過默書不及格的悲哀。

前些年回上海,和表兄妹們聊起了在當地居住的港人和台胞,他們也笑話著說我們這些“港癟”(香港癟三 – 上海話叫窮人做癟三)精明計較,花錢想三顧四。這幾年在香港逛街時,零售行業的服務員都會先和我說普通話,當我以廣東話回問時,她們總是態度180度轉變,不采我了。看來我這個“大陸妹”+“港癟”現在倒是裡外不是人了。

上一篇說著移民外國會否遭受歧視的問題,引起了大家的迴響,人離鄉賤的悲哀在世界每個角落發生,那是兩個文化、語言、生活模式的互相衝擊,當世界因為交通發達而變成了地球村,我們也該反思自己是否能夠投入當地的生活,而置身香港的我們,是否也曾給外來移民一種鄙視的眼光?最終“大陸妹”、“賜那”還是“鬼佬”、“紅毛”、“阿差”都不外是個外號,這外號本身並不一定代表著成見。

自信的人最美麗,無論置身何處,無論是什麽國籍,不要被人歧視的首要條件是不歧視自己,也不要對異族帶著有色眼鏡。這是我這個遊子多年來的感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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